一、传统古籍数字化出版模式受到的挑战

　　毋庸讳言，传统的古籍出版模式是内向收敛的：就出版者而言，主要以全国数十家专业古籍出版社为主体;就读者对象而言，主要面向文史专业研究者和爱好者;就发行渠道而言，主要依赖于订货会集中订货、征订单发货和书店营销网络。受专业性强、受众面小、生产和销售周期较长等先天性因素的制约，古籍出版在竞争激烈的图书市场原本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新一轮的数字出版的冲击下，其承受的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

　　第一，出版主体的企业化使得专业古籍出版社不仅要面对综合性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和其他行业出版社对古籍出版市场的“蚕食”，还要应对一大批以数字出版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技术提供商的大举“入侵”。按照传统的行业划分，一些原本并非出版行业的数字技术提供商已经名正言顺地进军了古籍出版领域，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还有许多潜在的市场进入者正在不断孕生。这类新兴古籍出版企业凭借其掌握的数字出版技术，借助现代企业管理手段和市场运作模式，很快就在古籍出版市场立稳了脚跟。它们或依托图书馆的古籍善本资源，或吸纳文史专业研究人员参与研发，或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成立电子文献研究所，通过大规模、成系统地将常用基本古籍数字化，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专业研究人员的需要。它们研发的产品占领了图书馆及科研院所等大宗用户的很大市场份额。借助于与图书馆、专业研究人员的合作，从古籍出版资源的供给到数字化出版，再到网络发行给团体用户或个体用户使用，技术提供商完全可以绕开出版社完成整个古籍出版活动。未来专业古籍出版社如不能积极应对，将有潜在的被边缘化的危险。

　　第二，出于保存古籍的目的，公益性的图书馆也加入了古籍出版的行列。诚然，图书馆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古籍，但其保护手段却有原生性和再生性之分。所谓再生性保护，即以缩微、扫描、影印等方式，对古籍内容进行复制传播，其实质与古籍出版并无二致。随着图书馆工作重心的转移，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2年正式立项、由国家图书馆承接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计划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大规模、成系统地复制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及高校、科研系统图书馆，乃至博物馆的珍贵古籍善本。这其实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系统出版工程。2007年，该工程一期已完成《唐宋编》和《金元编》共计758种1394函8990册善本古籍的出版工作;二期现已完成古籍选目556种，计划再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明清卷的出版工作[1]。

　　除传统出版领域外，图书馆界的古籍数字化亦呈方兴未艾之势。如上海图书馆于1996年启动了“宋元善本全文数据库”的建设，计划将馆藏古籍善本全部数字化，并分期实现上网服务;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开发的“汉达文库”提供近1亿字的古籍全文和18000副影像资料;相对而言，大陆地区图书馆大多刚完成馆藏古籍书目数据的建库工作，全文数据库的开发还限于较小规模(见表2)，但发展前景无可限量。一些学术机构也参与到古籍数字出版中来，如香港理工大学开发了“中文古籍网上出版平台”，目的在于让更多的稀有古籍得以通过互联网供给图书馆、学校、机构、公司以及个人读者随时随地使用[2]。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发的“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提供总计3.74亿字的古籍全文资料。尽管这类公益性的古籍数字化产品不以赢利为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读者对古籍图书的需求，改变了传统古籍图书市场的结构，其影响绝不可小觑。

　　第三，数字化古籍适应了国民网络阅读的趋向，提供了辅助学术研究的工具，极具市场竞争力。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08年发布的“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互联网阅读率为44.9%，比2005年的27.8%攀升了17.1%;知道或听说过电子图书的读者人群占被调查者总体的47.4%[3]。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数字化古籍正好适应了这一变化。而且，数字化古籍提供的不止是一本书、一个数据库，而是一件学术工具、一个研究平台。它不仅提供诸多与内容相关的知识工具，如联机古汉语字典、年号与公元纪年对照表、历代官阶序列表、家族世系表、姻亲关系表、地名沿革表、人名字号表等;也能提供古籍字数、字频、词频的统计信息，行文风格特点的概率统计，参考数据的汇聚;还能提供不同版本比勘校对的接口、异体字的汇聚显示、读音的自动标注和朗读、在线标点断句等功能。这些工具、信息和功能，不仅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而且带来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革新。一旦专业研究者形成了这种工具依赖心理，将给传统古籍出版模式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第四，古籍的数字出版借助于网络，在发行方式上有了质的飞跃，赢得了更广阔的市场。古籍的传统发行方式主要依赖于订货会订货、征订单发货、书店发行等所谓的主渠道，在图书市场变化加剧的今天，面临着资金短缺、发行门店减少、退货率居高不下、回款率低等困境。相对于传统古籍发行模式，数字古籍的网络发行则有低成本、零库存、高时效的优势。网络版的电子古籍不需要实体书库，只需在用户终端建立镜像站点，成本低廉，同时也为读者与出版商、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信息交互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数字古籍更易于内容的组织管理，便于提供个性化的内容产品。既可以提供大型海量的综合性资料库，也可方便快捷地组织提供各类专题、专辑资料;既可以针对高校图书馆、研究所等团体用户开发网络版产品，也可为个体用户提供光盘版、手机版和U盘版等多种形式的产品。

　　二、中国古籍出版模式的重构思路

　　虽然世界传媒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不可能将旧有媒介完全挤出历史舞台，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是对已有媒介的补充，但面对数字出版的兴起，古籍出版社如不能正确应对，伴随着新的竞争者和替代产品的出现、读者的流失和市场的萎缩，其市场主体地位将难以维系。面对挑战，古籍出版社考虑更多的不应是如何消极回避，而应是如何借鉴新兴技术力量，重构古籍出版模式，实现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

　　1、出版主体：三股力量的合作与融合

　　这里所谓的融合，是指由技术变革引发的产业边界的重新界定[4]。对古籍出版业来讲，首先就是出版主体结构的调整。专业古籍出版社一枝独秀的局面势将被打破，公益性图书馆与赢利性的技术提供商已然成长为古籍出版界不可忽视的两股力量。由出版主体身份的多重性，带来的必然是古籍出版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作为事业单位的图书馆，它从事古籍出版活动更多的是出于保存民族文化的职责，追求的是社会效益;技术提供商追逐的是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和产业规模的扩张，即所谓的经济效益;古籍出版社恰好经历过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双重身份，天然地成为两者之间的沟通者和协作者。它们三者的合作与融合，也正契合了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的出版理念。

　　出版社与图书馆、技术提供商之间的合作与融合是有现实基础的。古籍出版社毕竟有多年的从业经验，在编辑力量、选题策划、出版规范、文化品牌等方面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图书馆在古籍出版资源方面具有无以伦比的优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图书馆系统保存的古籍有2750万册，其中可列入善本的超过250万册，足以弥补传统古籍出版存在的版本低劣重复的缺憾。图书馆拥有的古籍鉴定与整理的资深专家，亦堪称宝贵的出版人力资源;技术提供商则在数字出版技术、资金的运作和投入、电子商务营销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它们通过合作与融合，完全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目的。2003年9月“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展”期间，来自全国30多家古籍出版社和50多家图书馆联手举办了“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古籍协作会议”，就出版合作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体现了古籍整理出版和收藏界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5]。业界已有不少合作成功的案例，如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是由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投资，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国家图书馆等合作伙伴的支持下，由北京书同文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研制完成的;《中国古籍基本库》是由北京大学提出创意和规划，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制作，最后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古籍出版产业的融合必然带来古籍出版各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出版收益的再分配(见图1)。以出版流程为主线，选题策划阶段是合作的起点，也是关键阶段，因为只有经三方博弈后就出版选题达成一致，才有合作的基础。选题确定后，就是筹措和组织出版资源。资金主要来源于出版社和数字技术企业的投资，因为图书馆的公益性决定了它不能进行商业投资(但它也需要获得出版收益来弥补在古籍保护等方面的投入)，而古籍出版的底本主要由图书馆提供精选的善本，经内容专家校勘整理后出版。须强调的是，古籍的数字出版绝不是简单地复制古籍，而应属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的范畴[6]，因而在具体出版过程时，应以选题所在领域的内容专家(负责版本的考订和选择、文字的校勘和注释、出版物体例和功能的设计等)为主导，而不是以编辑或技术专家为主导。内容专家、编辑专家和技术专家的关系就如同建筑设计师、工程监理与建筑工人的关系。在发行方式上，传统渠道与网络渠道并行不悖，以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需求。

　　2、出版流程：向跨媒介辐射状流程转变

　　传统古籍出版是以纸介质图书为核心，按编辑、印刷、发行的流程来操作的。这种单一介质的线状流程是与传统出版方式相适应的。但在数字时代，出版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纸质图书为核心转向以内容管理为核心，整个出版业呈现出融入更大范围的内容产业的趋势。所谓内容产业，欧盟“Info2000计划”把它定义为“制造、开发、包装和销售信息产品及其服务的产业”，其范围包括各种媒介上所传播的印刷品内容(报纸、书籍、杂志等)、音像电子出版物内容(联机数据库、音像制品电子游戏等)、影视传播内容(电视、录像、广播和影院)等。古籍出版业要适应这种转型，意味着必须要突破单一的纸介质形式，古籍出版单位也将向内容提供商转变，而传统的读者或受众，将逐渐演变为内容消费者。伴随着这种转变，传统古籍出版流程也将向跨媒介的辐射状出版流程转变(见图2)。

　　古籍数字化出版流程的核心是内容管理，具体包括古籍内容的生产、组织和提供等，主要由相关的关键技术来实现，具体包括：基于自然语言的内容信息标引和识别技术、知识搜索引擎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库技术，以及开放的数字内容编辑平台、数字内容前置审查平台和可再生数字资源多次开发平台等技术。只有当古籍出版单位采用了以数字内容为核心的管理系统以后，传统的编、印、发环节才将被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流程再造”[7]。

　　3、出版产品：工具与内容的统一

　　传统古籍出版有两大功能：一是为人文学术研究服务;二是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背景下，古籍出版的基本功能没变，但功能实现的途径和出版理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未来的古籍出版物，将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图书，而是现代工具与传统内容完美结合的统一体。针对文史专业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一般读者的不同需求，这个工具与内容的统一体可以为之提供相应的研究平台、教学平台和文化休闲平台。

　　数字古籍将亿万汉字所表征的信息，贯穿在数码的经络里，使得字字可查、句句可检成为现实;数字古籍中还可以嵌入相关的知识工具、信息计量工具，为读者提供即时服务;通过对古籍文本内容的深入揭示和语义关联，可从大量隐含的、以前不知道的、潜在有用的信息中提取有价值的知识，实现知识创新的目的。因而它不再是原来单纯意义上的图书，而是一个集文本内容、知识工具、研究手段为一体的研究平台。数字古籍还可嵌入远程教育网络，通过远程访问和自助式学习，为广大师生提供文史专业教学平台。借助平面图像、三维动画、立体声响、虚拟现实等各种多媒体技术手段，数字古籍能从感官上带给人们全方位的精神体验，为人

们搭建一个文化休闲平台。所有这一切，都是古籍出版产品设计理念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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